明代财政史研究屡有创获(2)

明代财政体制变革与白银广泛使用密不可分。关于白银问题，除前揭万明的系列成果外，近年还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探讨。黄阿明在《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一书中，对货币白银化与赋税制度变革做了探讨，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揭示了赋税征银的负面作用。邱永志在《“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一书中，也梳理了财政制度改革及其银纳化过程，认为财政领域的银纳化改革早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且对白银基准价值地位的再确立以及民间市场上白银流通的拓展具有促动作用。

明代绝大部分的白银收入用于军费，而且主要流向北边各个军镇。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以《万历会计录》以及其他四种数据为基础，对1531—1602年间北方边镇的财政变化情况做了全面系统的评估，论证了明代中后期边防经费剧增导致国家财政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成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广泛搜集散见于各种典籍的相关数据并做了较为细致的考证，有助于更加客观地把握九边军队、马匹、京运年例银等方面的变动趋势。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梳理了各项加派的数量变化，估计辽饷加派占晚明财政收入原额的28%，若再加上剿饷和练饷，则占到原额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

地方财政问题近年也颇受关注。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以徭役及其附带财政责任为中心线索，对明代浙江和南直隶田赋、上供物料、地方经费的结构及其变迁轨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则以国家财政管理为主线，对明代不同时期江南逋赋的基本情况与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侯官响《明代苏州府赋税研究》分阶段考察了苏州府的赋税征收与折银过程，并对万历时期苏州府的赋税结构进行了量化分析。程利英《明代北直隶财政研究——以万历时期为中心》梳理了万历时期北直隶正额财政与非正额财政的收支状况。

视角观点差异化

在学术研究中，存在不同的视角和看法是一种常态现象。甚至可以说，视角和观点的多样与碰撞正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之一。近年随着明代财政史研究的空前活跃，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得到深化和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差异。相关学者应当正视这种差异，积极主动地开展交流和争鸣。这样，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厘清各自观点的含义，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明代发生了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变，这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事实。但对于这一转变的程度和意义，学者们的认识却差异极大。如前所述，黄仁宇认为明初形成的“洪武型财政”既落后又僵化，延续数百年而未发生实质变化。刘光临基本沿袭了黄氏对明初财政体制的评价，但对明代后期转变的评价比黄氏要积极一些，不过仍认为尚未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万明则将明代财政体制的转型视为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并提出明代后期已经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重大判断。清代财政史研究者陈锋则将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视为传统社会赋役制度变革的终结，认为近代财政体制直到晚清才真正发端或初步建立。倪玉平也持有类似见解，认为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中国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巨大转变。但是，究竟怎样定位明代货币财政形成的意义，还需要从整个帝制时期赋役财政变迁的长时段角度加以把握和分析。

对于促动财政白银化的主要动力，学者们的看法也分歧颇大。万明强调，白银货币化是市场经济萌发的结果，然后才逐渐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之中。刘志伟认为，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两种观点虽然差别很大，但都将明代赋役财政体系变革视为内在因素推动的渐进过程。刘光临将此类解释称为“制度演变内生说”，认为这种思路无法解释一条鞭法何以要到隆庆、万历时期才开始普遍推行。他转而倡导“外生说”，强调嘉靖抗倭战争才是变革快速实现的关键性推动力量。丁亮对浙江和南直隶地方财政的研究，从实证角度支持了刘光临的观点。胡铁球则提出一种更加具体的原因，认为明代大规模赋役货币化的启动始于宣德四年，其原动力来自官僚集团以增俸为目的的利益诉求。明代财政体制变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肯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各种因素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机制，还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量和判断。

文章来源：《地方财政研究》 网址: http://www.dfczyjzz.cn/zonghexinwen/2021/1230/634.html